奥利弗·斯通回顾越战50周年：我们不善于总结历史教训

50年前的1975年4月30日，越南人民军攻克西贡（今胡志明市），南越傀儡政权倒台，持续20年的越南战争终于画上句号。20年的战争，双方总计死亡人数多达数百万之巨，除大量越南平民百姓和士兵伤亡之外，支持南越政权的美国军队也有近六万人命丧沙场。今年78岁的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当年也在越战前线服役一年零三个月，并且多次严重受伤，死里逃生之后才有了日后的著名导演奥利佛·斯通。

奥利弗·斯通在《野战排》拍摄现场。

成为导演后，奥利弗·斯通始终对于这段特殊经历念念不忘，屡屡将其还原于银幕之上。1986年，《野战排》上映，讲的是查理·辛饰演的新兵泰勒在越战前线由热血到麻木的灵魂转变，剧情涉及美军屠杀平民及自相残杀等尖锐问题，一举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导演等四项大奖。

三年后的《生于七月四日》中，斯通又将退伍军人罗恩·科维克的自传小说成功搬上银幕。这部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影片讲述一位爱国青年如何因为残酷战争而失去双腿，乃至丧失全部人生信念的故事，结果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和剪辑两座小金人。

1993年年底，作为斯通“越战三部曲”的最终章，根据越裔美籍作家冯黎里自传改编的《天与地》上映。相比之前两部作品，《天与地》的主视角换成了无辜遭遇战乱的越南平民百姓，不过由汤米·李·琼斯饰演的美军中士史蒂夫，也承担了重要戏份。而且，这个角色的结局和《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的主人公一样，也因战争之中及战后的种种遭遇，最终走向毁灭，充分反映越战亲历者奥利佛·斯通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感与批判。

时隔半个世纪，恰逢越战结束50周年，奥利弗·斯通也再次回顾了自己在越南前线的经历以及回国后的遭遇，并且分享了他对当下和未来的新看法。

【斯通自述】

我第一次去越南是1965年，我18岁，身份是教师。（译注：1965年6月，他由耶鲁大学辍学来到西贡，给当地高中生上英语课，为期半年，之后返回美国）三年后，我再次来到越南，身份是士兵。那时我还年轻，缺乏现在我们所具有的这些良知。在当时，大家都相信那一套东西，我也不例外。一下子，越南就成了全世界聚焦的中心，就像现在的乌克兰，让大伙儿都疯了一样，人人都在说什么必须要为乌克兰而战。

这种军国主义的心态诞生在美国，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我年轻时的立场相对保守，回到1965年，去越南当老师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感觉就像是某种神圣的教职一样。不过，稍后我又去了亚洲其他地方，到过柬埔寨，也到过老挝。看到的越多，越有幻灭的感觉。等我作为士兵再次回到越南，那感觉已经是糟透了。再也没有什么美丽的风景，只剩下铁丝网遍布的营地。

奥利弗·斯通曾在回忆录《追逐光明》中讲述了他个人版本的越南战争。

我们在当地部署了50万人。站在普通士兵的立场，我当时就觉得那地方一团糟。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拙劣的战争，我们一边计算着尸体的数量，一边假装我们是获胜的一方。整件事就建立在谎言之上，而且这还不是当时我们所要面对的唯一谎言。我在《追逐光明》（Chasing the Light）一书（译注：2020年7月出版的奥利弗·斯通首部个人回忆录）中，讲述了个人版本的越南战争。我在1968年12月离开时，已两次负伤，经历了相当多次的战斗。我曾颈部中弹，身上也被弹片击中过。颈部中弹后我能活下来，堪称奇迹，因为伤口离我的颈动脉很近，大约只有六毫米，但那次伤愈后，我还是重返了战场。

《天与地》的主视角为遭遇战乱的无辜越南平民百姓。

我参战的15个月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丛林和海滩周围的平原间度过。我接触到了很多东西，天晓得里面有没有落叶剂这样的剧毒物质，因为行军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走到那里。大致的情形，你们可以在我的“越战三部曲”中看到，尤其是最后的《天与地》，它表现的是美丽的越南，是还没被我们插足而入的越南。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在那一个月前，我已离开越南。但对美国人而言，这场战争在那之后又持续了四年，直至1973年。之后，尼克松终于达成撤回战俘的协议（这里指《巴黎和平协定》），而大多数美军战斗部队也都在1973年之前撤离了。从1969年到1973年，伤亡人数惊人。

我是1968年回国的。1970年，我进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当时，那是一个很有革命精神的地方，学生根本就不理会退伍军人什么的，所以我对自己的经历闭口不谈。1970年代初，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到1970年代中期，我就已经完全站在了反对战争的那一边了。我变得倾向于简·方达的立场，而且在战争结束后，我越来越欣赏她。但当越战还在继续的时候，她的反战立场一度让我觉得很奇怪。

1968年3月，林登·约翰逊拒绝参选，于是我们就知道这场战争要结束了，因为他自己都不支持他原本的越战政策了。但是，军队还在继续派往越南，而且美国媒体也还在越战问题上“喋喋不休”——直到现在，这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问题，总是要由媒体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想问题。这方面，《纽约时报》一贯糟糕，每一场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你去重新看看他们当时写的那些社论吧。越战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政府一边，总是对外立场强硬，对内支持政府，甚至可以说是政府的喉舌。越战结束后，他们变了，因为他们讨厌尼克松。现在他们讨厌特朗普，他们一直都不放过特朗普，但其实他们还是在支持战争，支持乌克兰之战，所以其实还是和过去一样垃圾。这场战争，只是又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那些媒体继续欺骗美国公众，而公众也又一次地上了当。

简·方达与乔恩·沃伊特在《荣归》中。

1975年4月30日，西贡易手，而我却感觉如释重负。其实每个人都是这种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因为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就有了一波越战电影，从《猎鹿人》（1978年）到《现代启示录》（1978年）到简·方达的《荣归》，全都是一些了不起的好电影。于是，我也必须要拍《野战排》了。

《野战排》讲述新兵在越战前线由热血到麻木的灵魂转变。

后来，我又拍了《生于七月四日》，一部态度非常强烈的反军队电影。它公映于1989年12月20日，但就在那天，美国又入侵了巴拿马。相比越战结束，那又是一次变化的开端，标志着我们又重新开始使用军队，又重新开始相信这一套东西了。再之后，就是小布什上台，我们又卷入了伊拉克战争，一场基于媒体宣传而来的战争。按照媒体的说法，我们是正义的一方，军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紧接着，我们又回到伊拉克，进行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根本停不下来。就像是小布什曾经所宣称的那样：“越战失败的幽灵，已经被永远地埋葬在阿拉伯半岛的沙子下面。”

《生于七月四日》讲述一位爱国青年因为战争失去双腿，乃至丧失全部人生信念的故事。

有人担心我们变得过于和平主义，过于软弱，所以强调我们必须变得再次强硬起来。结果，我们还真就做到了。我们重新变得非常强硬。不知不觉中，到了1990年代末，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项政策——那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而且我们确实已实现了其中大部分——要干掉新保守主义黑名单上的七个国家。到目前为止，我们打击了其中六个。剩下的这个，自然就是伊朗了。但如果我们要对伊朗下手，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等于是又把小布什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给彻底遗忘了。但我相信我们还是会去的，内塔尼亚胡才是我们的领袖，他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美国的中东政策都要经过他这一环。我觉得这家伙绝对是狂热分子，几年前我就采访过他，我当时就觉得他疯了。他是真的很讨厌阿拉伯人，根本没法放下这种仇恨。所以，结果就是我们又会回到过去，什么教训都没学到。

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是不善于总结自己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