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帕西诺：《教父》的光环让我做的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

阿尔·帕西诺在银幕上塑造过《教父》《闻香识女人》等片中的经典角色，以爆发力与细腻并存的表演征服全球观众。在首部自传中，他自述从无名小卒到影史偶像的传奇人生。85岁的他用清晰的记忆和幽默的语言，记录了不羁的少年岁月，青涩的成长经历，和成名后的收获与迷茫。在每个不知所措的时刻，帕西诺都凭借对表演艺术纯粹的爱找到了拯救和希望。当年出演《教父》使他名声大噪，他却并不喜欢这种光环。

下文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侥幸求生：阿尔·帕西诺自传》，较原文有微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丨[美] 阿尔·帕西诺

《侥幸求生：阿尔·帕西诺自传》，[美] 阿尔·帕西诺 著，陈磊 译，未读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5月。

我与《教父》没有关系，

只是演了一个角色而已

名望，正如我的朋友希思科特·威廉姆斯所说，是人类追求认可与关注这种本能的扭曲。它如此转瞬即逝，又如此奇怪。作为一个演员，我一直想要的是，点亮我观察到的人群，以及我扮演的角色。但事实完全相反，我感觉所有的灯光都照在自己身上，让我看不到外面。我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变了，名望也有了不同的含义，但在半个世纪之前，这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没有什么事比名人抱怨名气更无聊，所以我不会赘述，尽管我很想说。

在拍摄《教父》之前，我只在报纸上见过一次我的照片，是在我演《印度人想要布朗克斯》时。当时我在蒙托克镇，跟马蒂·布雷格曼和某位著名的纽约官员一起。第二天看《纽约时报》时，我无意间看到了一张我们三人的合影——马蒂·布雷格曼，一位白发政府官员，还有我。

我戴着一顶俄罗斯风格的帽子，膝盖受了伤，所以只能拄着拐杖走路。我看不出照片里的我在看什么。那是我吗？我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我感觉到某种新的东西，我害怕它。我想站在那里，对所有的人说：“嘿，那不是我！我有我十一岁时的照片。看。这才是我！”当时我还在当大楼管理员，刚熬过无家可归的岁月。

电影《教父》剧照。

今天，名望已经是一件不同的事情。人们渴望它，追逐它。他们觉得这就像中彩票，但你要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直至今日，当我和表演系的学生交流时，仍然总会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变得这么有名的？”我只能说：“我演了《教父》啊，伙计。”你以为呢？如果你演，你也会出名。我对其成功的反应是，要远离那部电影，远离我在其中的表演。我在它和我之间打入了一根楔子。我告诉自己，我与它没有任何关系。只是里面有一个非常适合我的角色，我对它有一些感觉，我演了它而已。不过我有科波拉，而科波拉是个奇迹。他成就了那部电影。

我对电影角色所带来的媒体关注度感到怀疑。我在轮演剧场表演时，就看到了自己的未来。那些戏剧就足以改变我的人生，那些剧作家都是先知。他们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为我提供了教育，让我对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且让我充满喜悦。谁不会为此感到满足呢？我记得当时我感觉到，仅仅做着这些，我就已经完全满足了。

我或许最后会跟一个女裁缝结婚，我们会生十个孩子。这是个奇怪的幻想，却给了我一些希望。在《教父》让我成为大明星之前，我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也说过这些。岁月变迁，观点会变，所以发表观点的行为有些可笑。不过至少，当时我是认真的，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说一遍。只是孩子的数量可能会变成八个，而不是十个。

但我最后不会是和吉尔过上那种生活。她是个出色的演员，她的工作也在增加——我们经常不在一起，甚至在《教父》让我一夜成名之前。我们的关系并没有以疯狂的争吵和激烈的分歧而告终。我们彼此喜爱，在一起将近五年。她离开去拍自己的电影，几年后为保罗·马祖斯基拍了《不结婚的女人》，大受欢迎。她和我住在同一个地区，经常会偶遇，所以维持着相对稳定的联系。我们一直是朋友，感情一直都在。

与此同时，无论我走到哪里，《教父》的光环都跟随着我，让我做的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我对此有些顾忌，但这个世界不允许我躲避。

我被所有这些骚动弄得惊慌失措。《教父》之后，他们愿意让我出演任何作品。他们让我演《星球大战》里的汉·索罗。所以我去了，朗读了剧本。我把本子拿给查理。我说：“查理，我不可能从这里面发展出任何东西。”他给我回电说：“我也不能。”所以我就没演。

有些角色哪怕给我一百万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演。找谁都行，但别找我。我有时在想，至少看看这个角色吧。如果我努力塑造，也许能行得通呢——有些时候你是能做到的。表演课、演员工作室、轮演剧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我挑选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适合自己。有时我需要扩展思维。说不定我会和某个角色建立联系，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

但也有些时候，我会说，哇，我真的想演那个。管他有没有能力——那个角色不一样。有时我拿到一个角色，对它有感觉，其中有某种东西，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周围，发出嘣嘣嘣的响动。我真的喜欢那种感觉，我想演那个角色。但这种时刻就和牙疼一样罕见。

那个时候，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别因为他们给钱，你就什么都演。在那期间，我拒绝了英格玛·伯格曼，我拒绝了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费里尼、彭泰科沃。你能想象对这些人说不吗？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无比渴望与他们合作。我不是拒绝他们——我只是没办法出演他们当时要拍的作品，因为我与角色不适配。

他们让我演萨姆·帕金佩导演的《比利小子》里的比利小子一角。我爱帕金佩，他是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你能想象和鲍勃·迪伦一起演一部电影吗？谁又不想扮演比利小子呢？我觉得这件事我能干。接着我就读了剧本，我想做些改写，和帕金佩一起修改剧本，这是我一般情况下和导演合作的方式。我能看到我们工作的样子。但我想，我骑不了马，它们太大。而且和帕金佩一起去墨西哥的话，我可能会因酒精中毒而死，因为在那里我会被酒包围，所以我放弃了。

只喝酒取乐的生活，我只能坚持到这里了。我甚至无法称之为取乐，那只是失去意识罢了。到了一定的时间，我必须做点别的事情。

名誉是一件

无聊的骗人的东西

当我们在波士顿的圣约堂为《理查三世》举行开幕演出时，我获知自己因为在《教父》中的表演而得到了奥斯卡奖提名。那是我第一次，而且就我所知，可能也是我唯一会获得的提名。几周前，我发现自己获得了国家评论协会奖的最佳男配角奖。那似乎是件大事，只是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不把最佳男主角奖颁给白兰度。他们选择了彼得·奥图尔，我对彼得·奥图尔是全心爱戴的，但拜托——是《教父》中的马龙·白兰度啊，那可是规则改变者。

你的工作得到认可总是令人高兴的。这不会惹你生气。让我看看谁会说：“啊，我得了奥斯卡提名——去他们的，他们根本不懂自己在干什么。”

我直到最近才知道，业内当年的看法是我在抵制奥斯卡奖——我没有出席颁奖典礼，因为我在《教父》中被提名的是男配角奖，而非男主角奖。我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因为我认为自己应该获得和马龙同一类别的提名。

你能想象吗，这个传言在当时就爆炸开来，但我直到最近，这么多年之后才听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来好莱坞探访和工作时所感受到的距离感。我现在才听说那个传言，太令人震惊了，我错过了所有解释的机会，甚至不知道人们当时竟然是那样看我的。我觉得我应该去森林草坪公墓，那里是许多好莱坞老前辈的安眠之地，我应该去绕着墓地跑一圈，并且对着墓碑大声吆喝：“嘿，伙计们，我想出席来着！我只是害怕而已！”

这种事会影响你在好莱坞的生活，它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我从事的这个行业，代理的艺人确实会关系到从业者的个人利益——他们可能会将我与白兰度相提并论，稍稍壮大声量，提升我的形象。如果我当时雇用私家侦探，调查这个虚构传言的源头，上文的猜测是一种可能性，不过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这个传言是怎么产生的。

假设传播开来，接着这些假设变成了观点，这些观点又变成了磐石，你永远无法击碎或者改变它们。这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大多数时候在发生的事。捏造和谣言变成了事实。我们是迷途的可怜小羔羊，咩咩。

老实说，年轻时我非常渴望远离一切。我认为，你们对我的了解越少，我就越有可能让你们欣赏我的表演，所以我一直低调。他们却把我当成傲慢的势利小人，甚至演变成了公认的传说。正如伊阿古所说：“名誉是一件无聊的骗人的东西；得到它的人未必有什么功德，失去它的人也未必有什么过失。你的名誉仍旧是好端端的，除非你以为它已经扫地了。”

当时的空气中弥漫着某种气息，演员都在反抗好莱坞。不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和参加一样，几乎成了一种传统。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就没去，乔治·C.斯科特也没去。马龙拒绝了他的奖项，并且还派了萨钦·小羽毛去抗议。我说颁奖典礼举办时我正在舞台上工作。但我原本还是可以去的——每个人都知道，当你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他们会给你放假。我有点怕坐飞机，我知道飞行途中我得喝上半品脱苏格兰威士忌。但我的借口站不住脚，没有人买账。

真话是，我被这一切的新事物搞晕了。我还年轻，心理年龄甚至比实际还小，我就是怕去。如果你想说实话——我不知道我是否想——我想我当时也是在走嘉宝的路线。我是避世隐居者，我只想自己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