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成人重口，他的另类新作刺痛了一代人最“难堪”的青春

“刘健导演的创作初衷十分简单，就是想告诉观众30年前和30年后的艺术青年所面对的、所思考的，或许是同样的现实、同样的问题。”

在今年的毕业季，一部文艺动画电影《艺术学院1994》悄然登陆院线，该片曾入围第73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大名单。在它看上去不同以往动画电影风格的朴素写实外表之下，却有着堪称豪华的名人配音阵容：

不仅有董子健、周冬雨、黄渤、白客等知名电影演员，还有贾樟柯、毕赣、郑大圣、王红卫、大鹏等电影圈名人，更让人惊喜的是“五条人”的仁科、“新裤子”的彭磊以及摩登天空的创始人沈黎晖等音乐圈大咖也都倾情献声。可以说，影片凭借“艺术”二字，拉来了华语艺坛的“半壁江山”，它不仅吸引了影迷的眼球，更在乐迷圈里掀起了反响。

纵观整个中国影史，将镜头对准艺术学院的影片可谓难得一见，而用动画电影的形式来讲述艺术学院的故事，则更平添了一份形式与内容的后设呼应。影片标题中的1994，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时代观测点：这一年既是《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低俗小说》《重庆森林》《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的一年，也是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摇滚中国乐势力”的一年。

故事发生在距今30年前，对于参演这部影片的年轻人而言，1994是他们的童年、是他们父辈的青春，而对于那些功成名就的中年人而言，1994正是他们意气风发的韶华年代，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就在这些时间的差距与沟通中渐渐浮现。对于观众而言，这既是寻回记忆的旅程，也是充实想象的展览，每个人都将在这场关于艺术的上下求索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沈黎晖客串配音音像店老板

01

简约的故事与充塞的符号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94年的南方艺术学院，取材自导演刘健（《刺痛我》《大世界》）在南京艺术学院求学时的真实经历，讲述了不同专业的几位艺术生在90年代所遭遇的青春迷惘与人生抉择。整个影片的情节线说起来十分简单，就是来自美术系的几位男生遇见了音乐系的几位女生之后的故事，蠢动的荷尔蒙驱使着他们懵懂地探索爱情，让他们在象牙塔内思索艺术之余，也开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

从节奏上而言，影片的叙事容量不是很大，这是一部几乎全靠台词驱动叙事的电影——也是受限于刘健导演一贯的类似于flash动画的视觉风格所致——影片中人物的对话与时代的氛围显得更加重要，在简约的剧情之外盘悬着片中人物和导演本人对于“艺术”和“人生”的思考。

就像影片的开头，在上海复兴方案乐队的歌曲《Artist》沉稳而又神秘的吟唱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只甲壳虫不断地爬上笔直的墙根又跌落的过程，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那个被罚永远重复推动巨石到山顶又滚落的西西弗斯，尽管现在他已成为形容重复无意义劳动的标准meme，但在哲学家加缪的眼中，西西弗斯是所有在世普通人的存在处境。没错，在艺术学院里，最不缺的就是思考人生意义的存在主义者。

在整个观影过程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或许就是这些细节处，让人产生共鸣的或许不是剧情，而是剧情周遭、画面四角散落着的90年代符号和由此产生的时代氛围，例如科特·柯本的死讯、影院上映的外国大片、张贴在宿舍里的电影与明星海报、音像店里的摇滚专辑、校园里的地下舞会、学英语和出国的热潮等等，各种社会现象和各种艺术思潮都在艺术学院这个场域中竞相登场。

2016年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柯本自杀现场照，他也成为又一名加入“27岁俱乐部”的摇滚乐手

90年代，是一个思想风气大开放的时代，所以我们能看到西方艺术作品及理论传入时对青年艺术学生造成的影响：现代主义、达达主义、装置艺术、观念艺术等等名词彻底改变了艺术学院毕业展的景观；

90年代也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大转型的时代，所以我们能看到阶级差距的扩大与社会现实的复杂：下海经商成功后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招徕音乐生到酒吧卖唱的老板，还有打着支持青年艺术家旗号实则干着非法集资勾当的收藏家；

90年代也是一个中国与世界重新接轨的时代，所以我们能看到流行文化在青年之间迅速生长蔓延：好莱坞大片、欧美摇滚金曲、外国文学小说，人们处在传统与现代的转折点上，匆忙地选择自己人生的方向。

动画大师今敏曾说，动画是没有意图就创作不出来的艺术，因此动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笔触都浸透着导演本人想要表达的东西。从影片的着力点而言，我们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刘健导演想要表达的不是具体的个别人物，而是一个时代的氛围与集体记忆，它是既私人又公共的，以一种亲切而又疏离的方式抵达观众。

02

被迫的风格与柔缓的语调

众所周知，动画是集体创作的艺术，而刘健导演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他制作动画长片的方式：数年如一日的一人原画+动画制作，造就了独特的低张数观感效果，仅限于最低要求的让画面动起来。

有人认为这种近乎PPT似的画风完全限制了动画美学的发挥，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风格标签彰显着刘健导演对动画的热情，而且一人原画的形式会以最经济、最高效的形式去呈现画面、经营叙事，同时也能更直观地让观众感受到导演的选择与侧重，造就了别无分店的观影体验。

导演刘健

刘健导演早期的作品《刺痛我》和《大世界》都是野蛮粗粝的黑色犯罪电影，与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风格相性融洽：情节发展更多依靠人物的行动和剧情的悬念做牵引，简单突兀的动态刻画可以塑造“人狠话不多”的犯人形象，也可以传递戏剧能量突然爆发的那一刻带给人的惊诧。刘健导演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风格问题，至少这种风格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被迫形成的，所以无论故事变成什么样，他的影片作品形式总是确定的。

动画电影《大世界》剧照

在收获了一定的知名度以后，刘健导演终于不用再孤军奋战，《艺术学院1994》脱离了一人成军的制作方式，有多位原画师和动画师相助，在整体上还是保留了刘健导演一贯的风格。影片从画面到叙事的信息量和节奏感都倾向于柔缓，人物的行为动作幅度都不会很显眼，有非常多的静物和环境的空镜，采用一种生活流的、去戏剧化的方式去呈现。如果你想看到疾风怒涛式的展开，那你去看这部影片估计会备受折磨；但这却是一部少有的能给观众呈现人物之间完整谈话的影片，他们不像是一部虚构作品里的主人公，而更像是你生命中遇见的朋友、熟人、校友、同事，平凡庸碌却真实可感。这样风格的影片不会让你连声惊呼，却可以让你在不经意间会心一笑。

正是在这种柔缓的语调之下，影片将观众吸引进了银幕之中，让我们能见人物之所见、想人物之所想，共情他们的迷茫、忧伤、欣喜和痴狂。刘健导演的创作初衷十分简单，就是想告诉观众30年前和30年后的艺术青年所面对的、所思考的，或许是同样的现实、同样的问题。透过大银幕，穿过平面化的动画人物与背景，我们仿佛在和30年前的青年进行着隔空的谈话，感受着心灵的共振。

03

从梦核到写实，我们如何怀念90年代？

行文到此，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又是90年代？

其实不难发现，进入新世纪20年代，90年代距今已有30多年，它却在影视作品中频频现身，比如爆款剧集《漫长的季节》《繁花》等等，我们似乎总是在强调它对今日的影响。除此之外，近年来90年代的图景在中文互联网中还总是以“梦核”的创作形式传播，孔大山导演的《宇宙探索编辑部》和李阳导演的《从21世纪安全撤离》都集中体现了这种怀旧方式。

《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的90年代电视画面

针对第一个问题，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老师在分析7部重要的90年代背景影视剧之后得出了结论：我们正在用新的目光、新的逻辑重新审视和讲述中国90年代的故事。

她指出，90年代经常与“市场化、商业化、世俗化、转型期、混乱、分化、实用主义、非理性”等关键词关联在一起，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弥漫着一种亢奋与彷徨相交织的集体情绪——一方面是开放与自由，另一方面则是盲目与风险，人们尚不知道90年代将会导向何处。

直到30年后的今天，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30余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将这个“进行时”的历史用“完成时”的方式讲述出来，我们站在了历史的另一条岸边，回望着曾经不知去向何方的自己。这是重述90年代热潮的官方语境。

《繁花》剧照

针对第二个问题，“梦核”的创作形式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显现，通过重复、扭曲、拼贴和超链接，以今日青年童年生活的集体记忆作为材料，制作出令人感到熟悉而又怪诞的作品。

这其实反映出我们当下的时代情绪：在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增加的今天，我们怀念那个充满着无限可能的过去，在遭遇社会现实的阻力之时，我们总想回到过往的集体生活记忆中去躲藏。英国学者马克·费舍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提到，当今现代社会总是弥漫着一种“不育”的担忧，人们正在不断重复着文化上的焦虑：仿佛未来只有重复和重新排列组合。

《从21世纪安全撤离》中的梦核感场景

李阳导演的《从21世纪安全撤离》就是这种焦虑情绪的充分体现，从标题“撤离”二字就可以看出，它表达着一种想要逃离今日的心情：21世纪的今天被描摹为冷漠的、灰蒙蒙的、了无生趣的，而曾经的90年代青少年时期，则是温馨的、暖洋洋的、充满生机的。

30年后的我们，终于能够将90年代作为已完成的历史进行回望式的整体把握，但我们似乎却又面临着新的历史节点，这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社会情绪竟是如此似曾相识，两代人的心灵共振绝非偶然。这是重述90年代热潮的社会语境。

回归90年代的愿望

由此观之，我们能够发现《艺术学院1994》的独特性：它是第一次以动画形式对90年代进行的一次写实回顾。

它充分发挥了动画的媒介属性，装载并凸显了无数有关90年代文化记忆的衔情话语，并启用影视和音乐艺术圈的名人来配音进行了一次情感营销，用一次集体记忆的回溯将无数人的私人情绪联结起来。影片没有什么奇技淫巧，就是平铺直叙地诉说着过往，比起上述提及的影视作品，它更加贴近真实的90年代青年，没有官方叙述的恢弘，也没有情绪输出的反讽，这是一次没有距离感的时代白描，它没有对观众的观影预期有所回应，反倒是需要观众自发地去影片中寻找共鸣。就这部影片而言，它更像是刘健导演的一次私人回顾，没有过多的宏大叙事话语，也没有赚足眼球的悬疑推理故事，它像是一块封存着90年代风景的影像琥珀，等待着有心人静静的检视。

影片开场的字幕卡中，赫然写着著名文学家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名言：“去生活，去犯错，去堕落，去胜利，去在生命中创造出生命。”而在影片的最后，随着主人公们一个个找到生活的落脚点，一阵强劲的鼓点传来，片尾曲是崔健的名作《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我们可以说，这一头一尾就是对开头那只西西弗斯甲壳虫的回应——面对存在主义的困境，要保持愤怒、保持抗争、保持思考、保持活力，在无意义的日常中创造出意义。这种青年精神尤其应该在艺术青年的内心中得到肯定，不论是私人还是时代的抑郁与焦虑，救赎之道就在其中。